祠堂大厅东边的三进屋是我们一家人主要的生活区域。靠东端的一进两间，一间卧室，一间耳房。其余二进原本是连通的，只是后来的入主者为多隔出几个房间，从它的中部拦腰筑起一道土墙，“腰"以上的部分又隔出二间卧室，而"腰"以下则通用做“饭厅”，中间一根大圆柱顶在屋顶的房梁上。

   三间卧室除了中间那间是大哥、大嫂住的外，其余两间我都住过。母亲经常给我讲述我出生那一夜的情形，但从来没有说起过我是在哪间房里出生的，我也从来不曾问及。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却一直把那一天夜里的情形定格在中间那一间卧室: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隆冬的深夜，那一天夜里上半夜我的两个哥哥(一个二岁，一个四岁)因为白天吃麦饼吃得太多，太猛，到了晚上两个上吐下泻，轮番折腾，把年迈的祖母和身怀六甲，即将临盆的母亲闹腾了大半夜。等他们闹完，下半夜我仿佛凑热闹似的也闹腾着要出来。那一夜刚好下了一场雪，天气极冷，因为事前没有准备任何保暖措施，我一生出来就被冻得瑟瑟发抖，一身紫黑。母亲生下我早已精疲力竭，自己摸索着找来一把剪刀，剪下脐带，把我放在一旁，然后扒到房门口喊家里的人。怎奈家人被闹了大半夜，此时睡得正沉，母亲微弱的呼喊怎能把他们唤醒。也是我命不该绝，母亲的喊声没能叫来家里人，却叫来了右下方隔了几间房的谢婆婆。谢婆婆迅速来到母亲床前，一边开玩笑说我母亲生了一坨漆黑的牛屎，一边极麻利地生起两个"火儿"(火炉)，等炉子里火红起来后，把我放在她那双粗糙的手掌里，在火炉前"死马当活马医"像烤白薯一般地左右捣腾，这样过了许久，我才慢慢褪去掉一坨牛屎的模样，恢复了正常生命的颜色。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小对牛屎模样的事物都会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对"火红"的东西有着“飞蛾扑火"般的热情，而对每一场雪的来临总是充满了莫名的兴奋与惶恐。幸好我们这里是南方不经常下雪，否则我脆弱的灵魂不得不经常面对生命极度的悲喜和哈姆雷特式的拷问:"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

   后来，我有一次和学校曹廉威老师闲聊，不知说到什么，他突然讲起他爱人出生时的情境，我听后几乎惊掉了整个下巴，因为他那个平时病怏怏的老婆出生时的情形几乎与我如出一辙:也有"雪天"和“火炉"的背景，只缺少一个"谢婆婆救命"的情节。我原本以为我的出生如此诗意又悲情，至少应该和某些“大人物”的相似，却末曾料到几乎和曹老师的婆娘一个版本，这真是天理何在？

   再后来，有一次我在跟曹老师班上的学生讲"传记"的写作时，作为例子，我把自己出生时的“悲凉’讲给学生听，学生们一脸冷漠。讲完了我突然想起什么，告戒学生:“别把我刚才讲的给你们曹老师说哈！"学生们突然兴趣来了，抬头问:"为什么啊？" 我说:“曹老师的爱人出生时的状况几乎和我一模一样，也是在那样一个大雪天，用两个火炉才把命救了回来的。” 学生们"啊？”的一声，眼里明显多了不少的惊讶。我接着说:"我怕你们曹老师知道了，以后看我的时候，不再是看同事的眼神，而是眼中充满了悲悯和爱怜，心里决心要执我之手，同我偕老，那我的后半生就更悲惨了！"学生们一阵爆笑，教室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